我国严格的纵向法律保留制度模式体现了一种较高程度的中央集权，这种中央集权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

在纵向维度，涉基本权利事项需要法律保留的原因在于它背后的社会主义政治要求。首先，法制统一中的政治统一维度在我国呈现出较大的独特性。

以我国为例，如自然资源的权属制度等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的事项需要由法律严格保留。这说明行政权的享有主体从宪法上说是各级人民政府，而一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属于行政权的内部结构，不在整体上承受行政权。在单一制国家，国家权力结构需要具有整体性和协调性，故而中央和地方所有的立法、行政、监察、司法权力之间的纵向与横向关系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统一掌握，均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严格的保留和不严格的保留模式不仅是经验层面的现象，它们背后事实上也蕴含了不同的规范取向，体现了有差异的纵向法律保留理论。不同于机构和编制，职权具有对外部相对人的影响，并且职权配置也涉及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因而此类规范有接受立法机关保留的必要。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美国法院对州际贸易概念作宽泛理解本质上是为了给予联邦更大的权限。准确地说，法律保留是一种权力配置模式，而非权力分配模式。[70]至于对它的法律安定性批评，如上文已指出的，这一批评存在误区。

虽然有学者指出积极自由可能隐藏的他治及专制危险，[30]但同样有学者有力地指出，单纯消极自由是空洞而没有意义的，我们之所以珍视消极自由，是为了实现积极自由[31]。中国《宪法》一方面将基本权利的规定置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之前，强调尊重和保护人权（第33条第3款），另一方面以公共利益及他人自由权利为个人自由权利设限（第51条），并规定基本义务。若要进一步主张超实证法具有更丰富的正面内涵，从而构成积极形塑实证法内容的独立法律原则，就像要以超实证法及其价值统合公、私法那样，则不但难以契合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理论思考要求，还使超实证法凌驾于作为最高法与人民意志最终体现的宪法之上，难脱违背民主与法治之嫌。同时，它有别于非实证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法效力上的非实证主义。

后者意味着能作出有意义的选择，能过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鉴于此，本文欲对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法理基础予以澄清与重构，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提供更有力的辩护，同时为教义学上进一步的概念澄清与学说检验奠定基础。

批评者常诉诸宪法只是公法从而不规范社会领域的法理。对它的意义分析，应该从宪法学及宪法学史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是深化对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的认识，纠正通常认识的误区。另一方面，这类批评又片面强调法律安定性所代表的形式理性，忽视或低估实质理性，错误地将价值判断视为非理性的代名词。

[61] 参见金自宁：《公法/私法二元区分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58、133-148页。[25]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它要求严守法条文义，主张在《魏玛宪法》下，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只需合乎宪法有明文规定的法律保留原则、立法程序等形式要求，不存在其他无法从文义中一望而知的实质内容要求。这些宪法理论上的问题与思考便是基本权利价值说的实质所在。然而，当代的法效力非实证主义通常限于主张极端不正义的法律不是法，[75]类似于列举极少数例外情况的负面清单。

在此一主张下，民事法院考虑基本权利不是因为基本权利辐射到私法领域而在私人间生效，而是只考虑到规范国家权力的基本权利。……相应地，这里应进行的比例原则审查与衡量不能只从单个基本权利的角度进行，而是应联系到平等的基本权利主体的平衡[64]。

它具有或多或少式的渐续结构，而非全有全无式的二分结构。平等的自由之价值足够抽象而全面，足以统合基本权利在个人—国家关系上与个人—个人关系上不同的规范要求。

它的功能在于使法律的具体化与基本权利的具体化相辅相成，使宪法与民法在解决个案中互补交融。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间接效力的第二层意义是指基本权利以个人—国家关系为中介，对个人—个人关系发生作用。宪法不只是公法，它是包括国家与社会在内的整个共同体的根本法。（二）受制于权利义务倾斜配置思维的国家行为说与社会（公）权力说主张或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各种学说，不论是主流的间接效力说，还是国家行为说、社会（公）权力说等其他竞争性学说，往往都预设宪法只是公法。二战后，首先在德国出现的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或价值决定的提法正是要从这种传统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那么，应如何理解基本权利的社会维度及跨越国家与社会的共同体根本法？一种理解方式是否定公、私法区分，将宪法及基本权利看作一种打破公、私法区分的混合体。参见余佳楠：《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妨害人责任——以合比例性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6期，第1651-1652页。

在这里，概念的使用不同于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一般区分[17]。这是因为它过于抽象，无法提供关键论据。

与作为基本权利价值说源头的德国相比，我们其实更有理由以中道权利观诠释基本权利的价值内涵。重形式理性而轻实质理性便与此有关。

[68] 前注⑤，李海平文，第25页。[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页。[15]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叶，只有要求国家不干预的防御权才被认为是有法律意义的基本权利。这样的困境源于对客观价值再主观化的错误理解，即将客观价值理解为无主观权利的、与它并列的客观法如何生出主观权利的问题。

参见王旭：《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8期，第71-72页。五、宪法的法秩序整合功能然而，基本权利价值辐射到所有法律领域，可能招致本文引言提及的宪法帝国主义全能论宪法观之类的疑虑。

社会条件变化及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又触动对规范目的自身的重新理解。显然，在一般讨论中，包括直接效力说与间接效力说，皆未认识到并试图厘清这种歧义或多义。

法理基础的澄清主要涉及两方面。[63]换言之，他们认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与基本权利对国家的效力在操作框架上是相同的。

[31] See Charles Taylor, Whats Wrong with Negative Liberty, in David Miller ed., The Liberty Reader, Routledge, 2016.[32] BVerfGE 4, 7 (15 f.); 30, 1 (20); 109, 133 (151).[33] Uwe Volkmann (Fn. 27), S. 226.[34] Andreas Vo?kuhle, Die Verfassung der Mitte, 2016.[35] See Dieter Grimm, supra note 25, 26-27.[36] Vgl. Dieter Grimm, Entscheidungsfolgen als Rechtsgründe: Zur Argumentationspraxis des deutschen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in: Gunther Teubner (Hrsg.), Entscheidungsfolgen als Rechtsgründe, 1995, S. 139 ff.[37] Vgl. BVerfGE 7, 198 (205); 6, 55 (72).[38] Ernst-Wolfgang B?ckenf?rde (Fn. 23), S. 23.[39] ［德］迪特儿·格林：《基本法五十年》，载迪特儿·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依托宪法，采取法解释上的非实证主义，诉诸基本权利的价值内涵，以社会主义道德加以阐释，然后使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基本权利辐射到所有法律领域。举例来说，言论自由与人格权的冲突与平衡就属于这类普遍问题。基本权利的价值内涵不应是此一扩展面向的别称，不应与防御权并列。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第550页。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不少人的批评都从价值一词的哲学或哲学史意涵出发，例如批评价值不是提出应然要求的规范，因此不能用来诠释宪法规范。

因为若不如此，它们便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李海平、石晶：《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主义批判——以援引言论自由条款的案件为例》，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

不应以私法自治作为评判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决定性标准，而是应在完整意义的自主理念的宏观视野中，寻求私法自治的定位，理解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价值。[12] 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13页以下。